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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东汉门阀政治的形成,“官二代”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网络整理 2019-06-06 最新信息
细说东汉门阀政治的形成,“官二代”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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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新朝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中原王朝,传八世共十四帝,享国195年,与西汉统称汉朝。

新朝末年,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汉朝宗室刘秀趁势而起。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

刘秀(前5年—57年),字文叔,南阳郡(今湖北枣阳) 人。东汉王朝建立者,汉高祖刘邦九世孙。

西汉建平元年,适逢王莽篡立新朝,倒行逆施,天下大乱。作为汉室宗亲,随兄刘演起兵于南阳郡,号“舂陵军”。更始三年(25年),公开决裂刘玄更始政权,即位于河北鄗县千秋台, 光复了汉室。

经过长达12年的战争,也借助于中原地区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消灭了河北、关东、陇右、西蜀等地割据势力,平定了动乱一统全国。

刘秀励精图治,整饬官风吏治,精简机构,优待功臣,恢复发展经济。大兴儒学、推崇和谐之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见于《资治通鉴》)的“光武中兴”时代。

57年,刘秀驾崩,享年62岁。庙号世祖,谥光武皇帝。身为颇有作为的开国之君,但在历史上东汉王朝存在感较低。个人认为,可能是东汉末年的三国太过抢眼了吧?!

东汉至明帝、章帝在位时,进入繁荣时期,史称明章之治。章帝之后,东汉朝廷慢慢陷入宦官集团和外戚势力相互争斗的泥潭,皇帝多年幼早死,政治腐败。

在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扩张并形成门阀士族(至东晋时期达到极盛)。匈奴、羌族、氐族等民族也逐渐内迁,北匈奴西迁后鲜卑人占据漠北,对后世(“五胡乱华”的前奏)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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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传至章帝后期,外戚势力开始日益跋扈。汉和帝刘肇继位后,养母窦太后即临朝称制。永元四年,刘肇联合宦官扫灭了窦氏戚族。自此,宦官集团登上了东汉政治舞台。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东汉朝廷设置了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宦官职务。他们负责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到了东汉中后期,太后称制、外戚干政成为常态,不少幼年继位的皇帝多借助宦官才能亲政,史称“戚宦之争”。

自和帝开始,皇帝就经常与宦官们讨论国家大事,宦官开始左右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后汉书》云:“宦官用权自此始矣”。

元兴元年,汉和帝病逝,终年27岁。之后,东汉继位一溜的儿皇帝,宦官和外戚旷日持久的把持朝政与争斗不休,致使朝政日益腐败。

汉殇帝刘隆,汉和帝刘肇少子,养于民间,东汉第五位皇帝,登基时刚满百天,继位后一年便死了。安帝刘祜,即位时才13岁,由邓太后掌权,亲政后于南下巡游途中病死,时年32岁。

安帝死后,后宫干政更加暴力直接,太后阎姬为了把持国政,在外戚阎显支持下,迎立刘懿为帝。但即位几个月后就因病去世。

顺帝刘保,安帝的儿子,他倒是做了十几年的皇帝,但他几乎沦为宦官的傀儡。他下令宦官可以养义子世袭封爵。宦官与外戚亦相互勾结,政治更加黑暗。后病死,年仅30岁。

再继之冲帝刘炳、质帝刘缵,在位均不足一年。刘缵是章帝的曾孙,即位时仅8岁,颇伶俐。因说外戚大将军梁翼为“跋扈将军”,竟被梁翼毒死。

综合来看,宦官集团的崛起并没有遏制外戚和后宫干政,得不偿失。至汉桓帝、灵帝在位时期,宦官势力更加猖獗,大肆卖官鬻爵,败坏朝纲。

至东汉后期,政治日益衰弱不堪,广大农民也在多重残酷压榨下不堪重负,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朝廷外强中干,也只能令各州郡自行募兵,后民变基本被平定,却导致地方豪强拥兵自重,尾大不掉。

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外戚大将军何进不纳曹操等人劝谏,阴结军阀董卓,联合袁绍谋诛宦官。事情败露后,为中常侍张让等人杀害。

190年,董卓专权,挟献帝迁都长安,自此朝廷有名无实,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董卓被杀后,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至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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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尤其是东汉末年,作为历史上一个政治格局产生动荡与(预备)变革的大时代,直至后续的魏晋南北朝,又演变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裂。

实际上,这也是由于思想文化上的又一次“大碰撞”所造成的,但是,历史并没有从文化的本身价值上寻求突破,而仍然是在政治上进行着博弈与拉锯。

钱穆先生曾在《国史大纲》中提出一个名为“二重君主观念”的词,用来指代东汉政治中相对于其他历史朝代所特有的现象。

即,汉帝为第一重君主,汉帝与普天下臣民的关系便是第一层君臣关系,简称其为“帝臣关系”;辟主(府主)为第二重君主,与所征辟士人的关系则是第二层君臣关系,简称其为“辟属关系”。

秦汉以来,原有的贵族政治与旧贵族世系渐渐没落,新兴的士族地主阶级与士人集团逐步壮大,越来越多的读书人(通过士族集团)走向政坛,在这期间,王莽的登极也可以算是一种极致的代表。

汉朝的士人做官入仕,既可以通过汉帝国朝廷的系统化察举、征辟(西汉武帝、昭帝时期制度),也可以通过有资格“开府”(东汉时期)的三公、郡守、州部(州牧)、将军。

直接走前一渠道,成为拿皇帝俸禄的官员,那么便直接以皇帝本人为一重君主便可;如若在被皇帝征召前,被开府大臣征辟,那么就是拿开府大臣的工资,自然要以开府大臣(恩主)作为除了皇帝以外的第二重君主,也便形成了所谓第二重君臣关系。

到了汉末,随着“黄巾起义”取代之前的局部动乱,身兼一州军政大权的州牧出现,皇权走向没落,州牧、将军开府也愈加频繁,“辟属关系”便逐渐成为汉末割据的内在动力与政治力量。

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经常看到曹操、孙权、刘备等诸侯被称为“明公”、“主公”,而他们在当时并未称孤道寡。

“主公”在东汉语境里,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割据诸侯而这样称呼,而是因为他们是有资格开府征辟的府主,而这样称呼。

如曹操,主要是以兖州牧、司空、丞相等行政要员职务开府,孙、刘则主要是以左将军、破虏将军等将军号开府,其手下文武便主要以府属官职供职,所以会称呼曹刘等人为明公、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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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立国,本身便是折中秦制与周制的产物,位于西汉政治巅峰的“武、宣之政”甚至被汉宣帝概括为“王道”(周政)与“霸道”(秦政)的“杂用”(霸王道杂之)。

具体到中央政权与地方治权的关系上看,汉朝的地方治权,既不像周朝那样把实权全数交付地方,也不像秦朝那样单纯依靠中央皇权任命官员把持县以上地方全权,而是用察举、征辟的选官办法,让地方人才参与到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运作之中。

免费红包可提现汉武帝颁行征辟制度的初心本来是为了在保持皇权控制地方的同时,融通一部分参政权给地方人才。奈何经过王莽的一番折腾以后,由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为了消灭新末乱世以来的群雄,便不得不依赖河北、河南的地方士人豪族(门阀势力),仰仗他们这些位于两汉之际把持中原的地方力量。这就使得东汉政治从立国伊始,便不得不对关东地区士人豪族让步、妥协。

通俗点说,还是大官僚、大地主以及大商人(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在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无论是借重洛阳皇权还是地方威权,皆毫无抑制的更加“茁壮”发展起来。

再加上两汉之际的经学,经过数次会议的研讨,终于有了一点统一的趋势,而经过王莽新政的理想主义式折腾,“新儒家”们终于逐步认可了以“社群之学”为代表的“霸道”之术,经、律并修(掌握话语权)的“新世家大族”逐步出现。

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把握朝政、地方治权)、经济上(大地主)、文化上(经律世家)占据优越甚至垄断地位的阶层——门阀士族(新世家)便彻底形成于东汉末年之中。

而后来的征辟制度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便彻底与汉武帝时的初衷背道而驰,走向了一种“再封建化”的历史剧变之中。

门阀士族(集团)在取得政治、经济、学术全面优势地位以后,便开始利用“征辟”为自家招揽大批门生故吏,这就产生了一种足以被视为第二重君臣关系的东汉辟属关系。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的轮流把持朝政,朝廷威信逐步丧失,门阀士族(集团)便有了更为光明正大的理由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且标榜自己为“清流”,贬低外戚与宦官为“浊流”。

汉桓帝、灵帝时期,就爆发了两次“党锢之祸”。

即清、浊流冲突,虽然外戚与宦官暂时占了上风,但最终,还是为东汉门阀士族逐步形成自己相对独立于朝廷的势力与舆论提供了助力,也便为地方逐步摆脱被视为污浊的中央的控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征辟制度在东汉历史背景下孕育出的辟属关系,又在汉末乱局中,逐步诱发出了州牧开府割据、将军开府割据,乃至于“霸府政治”(门阀政治)这一贯穿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篡代预备政权”形式。

而这一场政治与文化思想的大变革(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大倒退),实际上加速了东汉的灭亡;一方面伴随着之后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清谈”乱国,一方面伴随着再之后南北朝的大分裂,险些使得中国走向了彻底衰亡的境地。

当然,这是后话了。

四百年大汉土崩瓦解,中央皇权也已经名存实亡,尽管,各路“军阀”开始混战不休,生灵涂炭。但是,三国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永远为后人津津乐道。

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袁绍、曹操、孙坚(孙权)、刘备等一代枭雄也都陆续闪亮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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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续命了二百年,尽管历史的吊诡又走到了“循环圈”内,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新的思考与探索。

尤其是门阀士族(集团)的最终成势,并且他们将在后面数百年里“大放异彩”,但是,就客观历史而言,却未能起到积极意义。相反,催生了几百年的大混乱。

似乎,这也就是一种历史规律,不破不立,大乱大治,中国的历史就在这样的“走一步、退两步”当中继续蹒跚前进。

文化属性决定了一切,决定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在上一篇章西汉历史评论中也有所提及。理论上,应是现实(文化)决定制度(变革),但我们总是反过来的,是制度(专制)决定现实(文化)。

但我也认为,历朝历代,作为统治阶层中的塔尖人物无不想长治久安,国富民强;而作为草民百姓中的任何底层一员,也无不想安居乐业。但是,中国的事,往往坏就坏在位于中间的“精英”阶层。

尤其是东汉一朝,直至因为门阀士族(集团)——当时的“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壮大(但不作为,甚而较之秦汉专制朝廷,腐朽更甚),最后酿成了“五胡乱华”,数百年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但是,反过头来,他们却自以为自己是掌握了知识与力量,是可以代表“人民”的“正义”的楷模与化身,然而事实上,最后,不过是一帮“苟安江南”的怕死鬼罢了。

国家与社会依附于社群与体制的文化、制度特征,“人治”与“家天下”的家族及宗族主义思想,直至千余年后,依然根深蒂固。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得不说,乃是从东汉的“门阀政治”势力开始作为一种发端的。

“门当户对”在今天依然是人际交往、婚姻选择的要素之一。这就造成了从历史到现今的,我们一直解决不掉的一个核心社会问题——两极分化及贫富悬殊。

从东汉末年一直到隋文帝再次一统中国,士族(门阀)地主阶级一直活跃在政治与历史舞台中央,即使到了宋、明、清,科举制使得更多的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得以参与到文化和政治活动中,然而,历史的宿命与不可抗性,导致了中华文化的趋向益加“弱势化”和“世俗化”。

一言以蔽之,还是“中间阶层”在一直左右着历史,左右着文化(导向),左右着中国前进的步伐。更加让人喟叹的就是,我们竟然还就这样延续了两千年!

中国人其实不是没有改变命运的能力和机会,而是,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自觉的不自觉的就将未来交给了“帝王将相”,而从来很少反思一下,到底该是广大的民众创造历史,还是任由历史一再的“嘲笑”我们?

当然,历史也许已经给出了答案。今年,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整整一百周年,是一个值得中国人铭记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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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发生了“董卓之乱”,自此,“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算是拉开了大幕。

据说他有一个小妾,义子吕布趁主人不在,给董戴了绿帽子。因畏惧奸情被董卓发现,吕布求见王允,指望得到他的援助,结果反过来被王允所利用,设计让他干掉了董卓。

这个婢妾后来被罗贯中大书特书变成了貂婵,但她本是相国董卓的婢妾,与王允并无关系。且王允也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腐儒。

貂蝉在《三国演义》中“变身”为报答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而甘愿献身完成连环计,离间董卓与吕布,最后计杀了董。

《后汉书》中,未提及貂婵之名。罗贯中对貂蝉“长安兵变”后就着墨不多了,最后一次提到貂蝉,是跟吕布一起在白门楼被曹操围困时,后来吕兵败身死就没有下文了。

也许,作为一个女人,挚爱英雄的女人,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推到了关键的位置,大汉因她而彻底土崩瓦解,董卓因为她命丧黄泉,曹操因她而少了一个劲敌。

不过,貂蝉最后究竟去哪里了?欢迎读者朋友们关注、阅读“锋”说三千年下一篇章“三国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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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锋编撰 己亥春写于启东翠彧轩

本文作者:张锋老师(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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